2016年2月2日，广州市政协联组会上，曹志伟展示8米长的《投资项目建设审批与收费事项一览表》。南都记者 马强 摄(资料图)

南都讯 记者尹来 通讯员李志洁 广州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明天即将召开。今年是换届年，将选出新一届政协主席。根据正式出炉的委员名单，新一届政协委员共541人，其中新进的委员为313名，占总数的57.86%。新晋委员这么多，为提高政协履行职能的实效，广州市政协今天下午将举办新一届委员学习班，对全体政协委员进行培训。

据了解，541名新一届政协委员中，十二届连任委员228名，占总数的42.14%；新进的委员313名，占总数的57.86%。中共党员206名，占总数的38.08%；非中共党员335名，占总数61.92%；妇女委员146名，占总数26.99%；民主党派委员155名，占总数28.65%；少数民族委员12名，占总数2.22%；香港人士54名；澳门人士10名。

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志雄介绍，该名单总体上适应了新形势下广州市政协作为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要求，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比较合理的整体结构。

曹志伟传经

怎样做好一名政协委员？

写出一份好提案　首先要专心致志

虽然委员名额有所减少，但对委员的选拔更为严格。广州市政协近年来实行政协委员考核综合评价系统，委员履职分数一目了然。怎么履好职对于近六成的新委员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对于这个问题，本届连任政协委员、连续五年履职分数都排前列的曹志伟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他代表提出的“万里长征图”、“人在证途”全国闻名，作为广州的知名政协委员之一，他的提案总是对准各种社会问题。

怎样写出一份好提案？曹志伟说，首先要专心致志。“我看一些政协委员一年写24份提案，我真的佩服他。我用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一年一份都弄不完。”履职五年，曹志伟对提案也越来越有心得：“其实有些提案是不可能当年办结的，应该允许跨年度提案、跨界提案的出现。”

不要耍花腔　提案质量才是最关键的

曹志伟不仅写提案有名，因为提案问题，他还需要跟各个职能部门打交道。他履职时说话直接，刨根问底，而且他提出的种种改革建议，注定会触动部分人的利益，着实是个“很难缠”的人。

怎样跟职能部门打交道也是门学问，曹志伟的履职心得是：不管多大的官，都要敢跟他讲真话。“不要耍花腔，你的提案究竟能不能为社会带来效应，有没有质量才是最关键的。”

什么叫讲真话？曹志伟说，这里的真心、真话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话”，“我做政协委员这么多年，也没人带我去认识谁。有时候我发言，很多人会觉得我是唱反调，可结果每次我都讲对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履职这件事情上没私心，我就想为国家办点事情。”

新委员可以多尝试联名提案

履职五年，曹志伟坦言，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

“在市政协学会了分享，学会了换位思考，也学会了让步。”曹志伟向新委员建议，可以多尝试联名提案，“办理联名提案，跟其他委员一起推进一些事情，就好像跟战友一样。到了今天(换届)，我们叙述4年的改革历程，完全不需要PPT，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心里。”甚至于跟办提案的官员都成了战友一般。

“我还到全国各地去分享广州改革的成果，机票是我自己掏钱，也很开心。这种开心不是你上台拿张支票捐钱的那种开心，而是你真的能体会到一个城市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改善。”

曹志伟说，自己既然继续连任，就还将一如既往地履职下去。“在这一任期间，我会继续把广州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改革做下去，争取做到5.0的版本。”

他建议打造的广州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3.0版，通过“减、并、移”三招，削减近六成审批事项，预计审批时间可从360多个工作日压缩至188个，缩短近50%。但是，长期处于开发建设一线的曹志伟清楚行政审批改革还有空间可挖，改革还可以更进一步。

新委员关注什么

今年新委员的表现怎么样？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苏勇表示，因为今年会议筹备时间紧，加上有不少新委员是第一年上阵，今年的提案数量预计会比往年少。不过，也有不少新委员是有备而来，广州市民盟的两位新委员郑子殷、谭国戬就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提案，将第一时间提交给大会。郑子殷、谭国戬两位委员都是律师，第一年的提案内容也大多与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关。

学校应开设校园欺凌举报热线

郑子殷关注的是校园欺凌。“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被曝光，数量逐年增加，暴力情节也越来越严重，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郑子殷说，在众多校园欺凌事件中，绝大部分因肇事者达不到刑事责任年龄或严重程度未触犯《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最终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寥寥可数。

虽然是新委员，但郑子殷也很注重实地走访。“我们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和腾讯网发布的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作了数据分析；走访了番禺区教育局、团委和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了解需求；并向常年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律师、社工收集意见。”结合《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郑子殷等人完成本次调研报告。“我们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同构建起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的工作机制，是反校园欺凌的当务之急，也是可行之路。”

他建议，要提高发现监测的能力。“开设校园欺凌求助举报热线、整合现有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资源、增设驻校社工。”郑子殷认为，应该明确处置机制与流程，明确区教育局是校园欺凌事件的主责部门，涉及未成年人受害人的案件应由教育部门报备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机构，由学校依据欺凌事件严重程度分类处理、再细化到公安机关的训诫职责。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建立校园欺凌案件的研究数据库，长期监控校园欺凌案件的变化情况，为研究对策提供依据。

“穿衣戴帽”工程砸了人谁负责？

谭国戬的提案也非常民生，关注于亚运会的“穿衣戴帽”工程。“广州亚运‘穿衣戴帽’工程设施从2010年施工至今已有将近7年时间，部分工程设施出现了‘衣服破损’、‘帽子脱落’的情况。”谭国戬说，他就曾经接到一些事主咨询，“穿衣戴帽”工程设施在台风天脱落了，如果脱落过程中致人损伤，这个责任究竟该谁来负呢？

“‘穿衣戴帽’是2009年广州启动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涉及全市81条主干道、3万多栋建筑。”谭国戬认为这个问题不容小觑。

“广州南岸路的部分红屋顶已经开裂，雨棚脱落，仅剩钢框，钢架也被锈蚀。而沙河大街当初粉饰的墙，如今污迹遍布，甚至出现墙皮剥落的现象。一旦工程设施全部或部分悬挂物脱落，很容易致人损害。这一工程属于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在私人领域进行工程设施的建设，在致人损害的问题上需要明确责任承担的主体和相关责任划分。”

那么，一旦致人损害，这个责任究竟该怎么划分呢？“‘穿衣戴帽’工程设施本质上属于安装在私人领域的公有公共设施，适用于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侵权分析。”谭国戬说，政府作为“穿衣戴帽”工程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均是“穿衣戴帽”工程设施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而居民建筑所有权人作为“穿衣戴帽”工程设施的直接受益者，从权利义务相当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设施的管理者，对于“穿衣戴帽”工程设施也具有管理的义务。在政府和建筑物所有权人责任的划分上，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建筑物所有权人在“穿衣戴帽”工程设施上存在重大疏忽或重大过错，否则一般情况下，工程实施致人损害的责任应由政府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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